38年前的一段暖心往事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我们关注着每日病人数字的变化,心像被拉紧的弦,紧绷着,但不时也有暖流涌入:友好国家的帮助,人民真诚的关心,抗疫物资的援助等等。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千里鹅毛寄深情。无论是近邻还是远友,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人们,本应该是守望相助的。
当我看到全副“武装”的同行组成的中国医疗队急速奔赴欧洲、奔赴意大利的画面时,我的视野瞬间模糊了,38年前的往事也涌上心头。
1982年5月10日,我那时是北京急救站(急救中心的前身)的一名普通医生。作为中方与意大利外交部商谈合作建立北京急救中心项目谈判的首席代表,我的任务是,负责促成意大利政府给我方180万美元的政府贷款的意向谈判,如能谈成,中方也会有配套的资金,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北京急救中心。
第一天谈判,彼此都感到不太顺利。次日,我仍是充满信心早早地到了二里沟的进出口大楼。突然,遇到了一位熟人,美丽端庄的意大利尼可兰特女士,她与我几乎同时都惊叫起来。她告诉我,“我们政府要我来帮忙谈一个合作项目,可我今天有事,所以早点来告诉他们,请安排别人。”我心中突然闪亮了一下。
现在年过50岁的读者也许还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部电影名为《不是为了爱情》,影片中有一位意大利女主角的扮演者就是她,尼可兰特。她毕业于威尼斯大学,中文学得很好,后到中国就职,边工作边学习,讲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中文,文字能力也很强。我无缘看过这部电影,当然更与她无甚交往,但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北京名中医关幼波大夫家中与她相识。她身体较弱,相信中医,所以平常用一些中药,她喜爱中华文化,知识面较广又肯学习,所以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这样就成了朋友。
寒暄过后,我说你今天多忙也要来作这个项目的谈判翻译,你了解我的职业和思想,你也了解中国现在要发展急救医学事业,这个急救中心项目在中国是个首创,也是我一生追求.......尼克认真地听着,不时地说,“好,好,我作翻译”。因为无论是以前关幼波大夫的介绍,还是我与她几次谈话,她对我的事业心是颇为了解和肯定的。
她十分认真负责地充当了我们谈判的翻译,为我们这个项目发挥了远比翻译更大的作用。尤其当我说到,“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一个医生,但我认为政府间的合作,建立医院的项目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医院外的急救体系正待建立,我想其意义是远远超出合作建立一所医院的,贵国政府如能帮助我们共同在北京建立急救中心,意义巨大”,她频频点头,用娴熟的意大利母语,深情准确地表述了中方代表的内容与思想。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将近8个小时的谈判,远远超出了原定计划的内容。
1982年 中意政府商谈共建北京急救中心事宜。图为中方代表李宗浩(右)与意大利政府翻译尼可兰特女士(左)
谈判临结束时,意外交部官员突然说了一句话,“您为什么提180万美元而不是800万美元的方案呢?”我以为是听错了或是尼可译错了,但她兴奋地朝我点头,意思是没错。对方接着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更需形成像你所说的急救体系,同时项目中还应有互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180万美元是不够的。当我们走出谈判房间,我对她说了一句我终生不忘的话,“尼可,妳是20世纪的马可波罗呀!”
当晚,我敲响了北京市长、卫生局长家的门。不久,负责整个中意政府谈判的时任中国经贸部外资局李岚清局长(后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很高兴地听了汇报。岚清同志说,这个急救中心不仅是个医疗项目,它更是一个面向全北京市,面向首都的急救体系项目,对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人都有关系,都能受益,更是为中国现代化急救体系开创了第一个项目。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而且这个180万美元的政府贷款很快谈成了800万美元的意大利政府的赠款项目,规模急剧提升。不久,领导嘱咐我起草了“北京急救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书”,明确提出了我国“通讯灵敏、指挥有效、抢救及时、技术先进”的急救体系理念和资金使用的分配原则。
随之,意大利政府对我国医疗卫生项目更加重视,并考虑在重庆也建立相关项目。此后,中意高层及学术界的活动也频频开展。
后来,尼可兰特离任回国。在她离京前,特地邀请了意方这个项目联系人之一的安娜小姐与我们认识。1984年,北京急救中心破土动工,时任意大利议长科西嘉先生(后任意大利总统)出席。意大利政府的高层,把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急救中心,视为促进发展两国人民友谊的“寒暑表”。
当时,意大利帮助中国建立急救中心的项目在欧洲反应很大,德国的空中急救总部(DRF)及德国政府也很关注,愿意帮助中国建立空中急救。随着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急救中心建立,我国的急救医学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国际主流急救领域。
每当回忆往事,我总以一种职业的敬重感,怀念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帮助,人类就应该互相帮助、友好相处,我总情不自禁地记起毛主席在一首词中的一句话:“环球同此凉热”。
(作者系我国资深急救医学专家)